这是最近读《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一书中序言所提到的话。事实上《语与翻》一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读不懂，又是福柯又是德里达，又是解构主义又是女权的，太多的哲学与政治上思考，最后不得不放弃。现在读还太早。或许，是没有对问题的切身体会。
问题本身有紧迫性。这也许是研究得以进行下去的重要原因。有些朋友还有找不到论文写什么题目的，除去研究方法、理论等因素，也许是没有关心的问题。
问题只能从实践中寻找。翻译的研究更应该如此--很多研究翻译的学者都提到过。刘宓庆教授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提到：翻译硕士研究生的报考条件，应 该包括不少于两年的翻译实务经验，翻译博士研究生则应具有不少于三年的翻译实务经验。一句话，必先工于翻译实务，才能工于翻译理论。而自己的现状是，理论上了解了一些名词、概念，能够吓唬一些没看过翻译理论的朋友。实际能力没有经过真正工作的检验和磨练，差的很多。想写修士论文也只是无源之水。
偶尔做一些翻译的活儿，不足以称之为经验。自己找些读过的喜欢的东西来翻，虽然称不上工作经验，但至少能有切身的体验。也许还可体会到古人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艰难。
这时候再出现的问题，我想就具备了足够的紧迫性了吧。
决定翻米原万里的『不実な美女か貞淑な醜女か』。
作者简介：米原万里（女）1950-2006年，生于东京。日俄翻译界著名译员。本科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东京大学大学院俄语俄国文学修士课程修了。95年《不忠的美女还是忠贞的丑女》获读卖文学奖（随行、纪行奖），另有著书多数。
前言 “口译员=卖春妇”论的原委
米原万里 著
一场恳谈会上，日俄的专家围着餐桌谈兴正浓。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口译的青年突然被鲑鱼的刺卡住了喉咙，疼痛难忍。不得已，叫来急救车，把这个青年送到了医院。鱼刺很快地就被取了下来。小伙子刚松了一口气，“快回恳谈会！”，身后是会场的人在不停的催促。小伙子迅速打了一辆车，急忙赶到会场一看，原来从自己离开饭桌的一个半小时里，会场的时间仿佛停滞一般。译员不在，日俄专家们尽管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交流却一点儿也无法进行。小伙子回到了会场，恳谈会场也终于恢复了生气，停滞的时间也开始重新转动了。
“那时感觉啊，自己就在演《睡美人》里的那个王子，经过了重重困难终于把沉睡百年的公主唤醒了。”小伙子一边大口吃着让他浮想联翩的煎鲑鱼片，一边跟我小声跟我感叹。
译员竟然如此重要。
“译员太重要了，没有他可麻烦了”， “译员先生，一定要留下，请不要放下我们不管”。听到有人说这些话，真觉得译员就像宝贝似的。
我非常尊敬的，教授口译技巧的恩师德永晴美老师常这样教导我们。“不管多差的译员，比起没有译员在都要强很多。如果有客人说，你这个译员不行啊，甚至还给你脸色看。那你就去趟洗手间，在里面多呆会儿看看。我敢肯定，你从厕所出来后，客人再看你的脸色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热心听讲的同学听了这番话，真的就在某次工作的时候一五一十地“实践”了一番。当她从洗手间出来时，客人的态度真的有了变化。原来在翻译不在时，日俄双方客人使出了浑身解术努力沟通。一词半句的英语，法语，不停地打手势，后来却竟发现双方用德语可以交流。于是他们就对我们这位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同学说：“明天你不用来了。”
译员，竟然如此被轻视。
“一点儿也需要，没有翻译也没关系嘛。”听听这话，感觉译员就像垃圾似的，可以被随意扔到一旁。
曾经有个英语译员随客人去阿拉伯半岛进行贸易谈判。谈判成功一成功，客人就把译员的功劳忘得干干净净，把译员留在沙漠里独自回去了。“那时候可惨了！”那个翻译一边叹气，一边跟我说自己的痛苦回忆。看来，在需要翻译的时候，翻译员被当成宝贝；不要他们了，就被扔到不想看到角落里。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译员，什么时候用不着译员呢？我一边考虑这个问题，以边打着键盘。这时似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例子。
其实，我现在是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写着稿子。每次出差我都会带便携式打字机，因为俄国同日本的电压不同，还必须带上变压器。有一次变压器忘带了，好不容易把那又沉又重的打字机带了过来，却变成一堆无用的累赘了。那次教训相当深刻，所以以后每次出国之前，都会按护照，签证，机票，变压器的顺序来检查行李。对变压器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一回日本，这个曾经重要万分的变压器就马上被我无情的扔到了抽屉里。直到下次再想到用它时，它是不会出头了。只要还在日本，在和日本有相同电压的地方，它只能呆在寂寞的呆在抽屉里了，发挥不了一点儿作用。
我们这些做口译的人员，在同一语言交流的环境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处。不同语言之间信息情报交流，沟通出现障碍的时候方显示出存在的价值。想想做译员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工作。
德永晴美老师曾这样形容口译者。
“译员啊，其实就像卖春妇。这客人有需要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他都要。水平差，长得丑，都没关系，急解燃眉之急。不管存了多少钱，全给了都不心疼。一旦事儿办完了，脸一扭，对方的脸看都不想多看一眼，恨不得想让人家立刻从眼前消失，更别提付钱了。”
“因此，要跟卖春妇学一学，口译的工资要提前付了，这样就少了许多麻烦。至少应该把价格提前跟客人谈好。”
老师的这番话，我时刻铭记在心。
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口译工作，是给去一民营电视台赴俄国采访的人员作随行翻译。在同该电视台的编导商议工资问题时，价钱一直谈不拢。对方说，那么回国之后再决定吧，这样想把谈话结束。我一想那可不成，就打算把老师的教诲搬了出来。我一心是想让对方了解翻译这种工作的性质，让他知道提前订好翻译的价格是个常识。
“其实口译员，就跟卖春妇似的。。。。。”我刚开口。
“那我们可是体会不到“那种”美妙的感受啊。”对方也不甘示弱，硬生生的把我的话给顶了回来。岂止我的比喻没起作用，还被对方图了便宜，“价钱不够的部分，我们用身体来付怎么样？”。
唉呀呀，这可真是完全赔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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