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日本的口笔译-----历史和社会文化意义

日本的口笔译-----历史和社会文化意义

谁是日本外交史上最早的译员？

这章的开头作者引用林陆郎（2000）的文章，指出日本口译历史可以追溯到遣唐使的时代。但其实根据《中国口译史》一书，早在魏代238年即有关于魏皇帝与倭女王互派信使的记载（见该书15页）。之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增多，出现在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的隋朝。其实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遣隋使。在中日交流史上第一次被记载的译员也是出现在这时候。“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其实“王”指的是圣德太子，他派遣使者大礼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其随从通事是鞍作福利。也是第一位在中日外交中被记下名字的译员。自遣唐使之后，众多的日本僧人被派往中国。可以想象他们之后也成为外交翻译的重要人选。但了唐朝，这样的人物就更多了。根据以上记载，《通》该书中指出的日本口译的历史始于遣唐使一说，似不太准确。

长崎通事

把翻译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对待始于江户时代（1604年）。长崎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江户时代，日本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其实当时能跟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的只有荷兰，因此葡萄牙语翻译---阿兰陀通事便诞生了。
长崎通事的最大特点便是不仅仅限于口笔译，而且也作为地方官员从事外交、贸易的工作。不但是隶属政府的公务员，且其职业可以由男性世袭。当然，这样的工作性质当然不可能像现代的译员那样奉行“中立”的职业信念。长崎通事是以政府的利益为中心的。
------据该书p60内容概要

日本战后的译员----同声传译的先驱

日本国内：始于西山千。为了GUQ（連合国軍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的工作需要而开始同传。
国际会议：始于相马雪香与西山千。在瑞士召开的MRA(道徳再武装/Moral and Spiritual Re-Armament)会议上做同声传译工作。
在外交会议中正式使用同声传译从肯尼迪-池田政权时代进行的日美贸易经济部长会议开始。第一次会议在箱根召开，由西山担当。第二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国弘正雄和村松增美等人担当同传。
在日本同传被一般人所了解是在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的过程直播采用了日英同声传译进行解说。
------- 据p61-62内容概要

日本人的言语观与口译

在阿波罗登月时被人们认为神乎其神的同声传译，随着日本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英语学习者越来越多，很多有留学经验的人和归国子女也开始从事翻译。随之人们逐渐认为，只要具备高度的外语能力都能够从事翻译。不管是逐步翻译还是同声传译。
作者认为，日本人这种对翻译的看法，是日本人语言观反映。即“言語に対する誇りが欠如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能说会道常常附有贬义的色彩。(中国岂不也一样?)
笔译做得好可以被认称作“翻译家”。口译做得再好，也不过是“通词”“通弁”“通訳者”，终究成不了“口译家”。这固然是由于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有优势，另外也是由于日本对口头语言不重视的缘故。
-------- p64-65内容概要

评：其实对翻译的轻视在中国也是一样。可能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现象吧。中国古代把从事翻译的人称作“象胥”“舌人”，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其地位高低。古代中国人认为说外语的人的舌头是反着的，把他们叫做“反舌”。懂他们的话做翻译的就叫做“舌人”。博主极其尊敬的孔老夫子也曾表示出对翻译的不屑。鲁哀公曾问孔子治理国家要学习什么知识时，孔子讲，天子要学习礼乐这样的知识，像“传言”这类的东西只属于小技，由地位低下的人去学就行了。（《中国口译史》p3）
从孔子说这话到现在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其实情况并没有多大概改观。翻译不论作为一个职业还是一个学科都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职业，虽然很多高水平的译员能够得到很丰厚的报酬，但是社会地位并不见得很高。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学术界承认，始于1976年，不过区区三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口译的研究一直还在摸索的阶段。从论文、著书的发表数量看也远远低于对笔译的研究。也许这种现状还要持续下去。但随着对口笔译的研究的深入，以及翻译行业的形成与成熟，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善。其实《通》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从事翻译工作和研究的现役人员向外界介绍和为提高翻译行业的社会认知度所作的努力之一。